《史记》的《循吏列传》所写的，是“循吏”这样一类特殊的人群。“循吏”的吏，就是官吏的吏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古代，很长的时间里，官和吏，是两种不同的人，官是官员，吏则是公务员，在传统社会里，那是两个互为关联安信策略，却很不相同的阶层。但是，在司马迁的时代，官和吏这两个词，却还没有那样明确的阶层指向，在很多时候，它们指的是同一个阶层，所以 《史记》的这篇《循吏列传》，其中的吏，就是官；从篇中所举的例子看，那些吏，还大都是丞相一级的高官。
那么什么是“循吏”呢？《循吏列传》开卷就是一段“太史公曰”，可以看作是司马迁本人对“循吏”的一个基本解释。这段“太史公曰”是这样说的：
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，良民惧然身修者，官未曾乱也。奉职循理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？
这段话，翻译成现代汉语，就是：法令是用来引导民众的，刑罚是用来禁止奸邪的。即使文的法令和武的刑罚都不具备，善良的民众还是有所畏惧而注重自身修养，是因为官僚阶层还没有乱。官员奉公守职，处事依循常理，也可以成就国家和地方治理，哪里一定要施行威仪严刑才行呢？据此我们可以知道， 司马迁所谓的循吏，就是“奉职循理”的官员，简单地说，也就是守规矩、有底线的官员。
这样的官员，司马迁在《循吏列传》里写了五位，依次是楚国的孙叔敖、郑国的子产、鲁国的公仪休、楚国的石奢和晋国的李离。这五位都是春秋时候的名臣，《循吏列传》所记他们的事迹，有不少跟司马迁之前的一部西汉名著《韩诗外传》所记相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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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五位循吏中，名气最大的是大家相对熟悉的郑国丞相子产。但 在《循吏列传》里排次第一，司马迁花笔墨也最多的，不是子产，而是楚国丞相孙叔敖。
据《循吏列传》记载，孙叔敖原本是楚国的一个普通读书人，碰到了一位贵人，把他引荐给楚庄王，让他接自己的班，做楚国的丞相。结果这位孙叔敖丞相才上任三个月，楚国就出现了举国上下和谐团结的可喜景象，百姓都以生活在楚国而倍感快乐。
接着《循吏列传》的孙叔敖传部分讲了两个故事：一个是庄王改革货币制度，百姓不便，商界体验槽糕，很不适应，孙叔敖体察下情，劝楚庄王回归旧制，终于使市场复归平静；另一个是孙叔敖运用迂回战术，帮助楚庄王实现交通运输制度改革。这第二个故事涉及楚国当时的车制和门规，需要作一点解释。
说是楚国老百姓的习俗是喜欢“庳（bì）车”，也就是底盘低矮的车。楚王呢，认为这种底盘低矮的庳车对拉车的马来说很不方便，所以就想发个文件，让全国都把车改成高底盘的车。这个时候丞相孙叔敖就出来劝楚王，说：“文件发了很多，老百姓都不知道走哪条路了，这样不好。大王您要是一定要推行高底盘的车，为臣我向您请求，让我教城乡各处让他们把门梱（kǔn）加高。乘车的人都是君子，君子不会经常下车的。”楚王一听，哎，这主意不错，就同意了。过了半年，孙叔敖的办法果然奏效，老百姓都自个儿把车的底盘加高了。
轺车画像砖（复制品）
《循吏列传》里的这个故事，逻辑是很清楚的。但问题还是有，而其中的关键，就在那个“梱”字上。
什么是“梱”？一般的解释，“梱”就是门槛。但是如果“梱”就是门槛，那么门槛增高之后，无论车的底盘增高多少，车还是过不去，因为车是要靠车轮前行的，而在有高门槛的门跟前，除非撤了门槛，车是不可能翻越的。
那么， 究竟什么才是“梱”呢？我们查一查东汉许慎编的著名字典《说文解字》，就可以知道，在汉代，梱、橛、
（niè），这三个汉字，在指称与门相关一个构件上，意思是相同的；门梱、门橛和门
，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， 就是竖在大门中央的短木。
在楚国，这根竖在大门中央的短木，原本应该是很低矮的，所以楚国百姓喜爱的底盘低矮的车，可以畅行无阻；后来楚王采纳孙叔敖的建议，加高了城乡门楼前原本低矮的门梱，这就倒逼楚人的车辆，不得不加高底盘，否则车主人坐车到门前，就不得不下车，由人抬着车过门梱了。
楚庄王时代是春秋中叶，当时低矮的“庳车”，现在已经难觅踪影了。但之后被加高了底盘的高车，今日楚国考古中屡有发现，像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二号墓二号坑2号车的轮径有118厘米，淮阳马鞍冢战国楚墓出土的车辆轮径有136和146厘米，可见孙叔敖的极具智慧的建议在楚国实现的普遍程度。
而最堪玩味的，是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里所记的孙叔敖的这个故事，背后还有一个一般人不知道的背景，那就是《荀子》的《非相》篇里所写的一段话：“楚之孙叔敖，期思之鄙人也。突秃长左，轩较之下，而以楚霸。”意思是楚国的孙叔敖，是期思这个地方的一个下等人，头上秃发，左臂还比右臂长，人很矮小，比车前的直木和横木都要矮，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人，却让楚国称霸一方。 如果《荀子》的这段话是纪实的，那孙叔敖应该是坚持保留“庳车”的低底盘，才是最合乎自身出行特性的逻辑选择，但他居然选择了相反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向。而如果我们把《荀子·非相》篇里描写孙叔敖长相的那四个字“轩较之下”，跟《循吏列传》所记孙叔敖主动献计增高门梱，改良“庳车”，两者结合起来看，这位小个子的春秋循吏形象，是不是又高大了几分？
孙叔敖
所以太史公在《循吏列传》孙叔敖传的末尾安信策略，借了传说中孙叔敖的丞相官位三次得到又三次失去的传说，特意发议论，说 孙叔敖最大的本事，是“不教而民从其化”，也就是并没有发布什么行政命令，老百姓就自觉地跟随他指引的路线走了——为什么孙叔敖能有如此大的能耐？就是因为他不自私，守规矩，有底线。
《循吏列传》所记的这五位循吏中，最好玩的是鲁国博士公仪休。
公仪休也是一位丞相，鲁国的丞相。按照《循吏列传》的说法，他的为官主张，是“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”，也就是拿国家工资的官员，不能跟下面的老百姓争利；获得了利益大头的一方，不可以再榨取小的一方。
这位公仪休丞相最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因为喜欢吃鱼，有人拿了鱼来作为礼物相赠，他却不接受。对方纳闷了，说：“我是听说您老特别喜欢吃鱼，才送您鱼的，您干嘛不接受呢？”丞相的回答很有水平，说：“正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鱼，所以不能接受你的赠品。现在我做着丞相，自个儿就供得起鱼；今天我要是接受你送的鱼，而被免了丞相，那以后还有谁会再来给我供鱼呢？所以我是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。”
公仪休的话，是说得很轻松的。但他背后的指向，却是十分地严肃。因为它同样显示了个人守规矩、有底线的为官境界。
实拍书影
《循吏列传》所记的五位循吏中，引起后世争议的，是名列最后两位的石奢和李离。
石奢是楚昭王时代的丞相，平时为人刚正廉洁正派，从来不阿谀奉承，也从不回避问题。有一回石丞相到下面视察工作，半路上遇到了个杀人犯，这丞相大人也加入到了追犯人的行列里。犯人最后是逮着了，不过不是别人，就是石丞相他爸。怎么办呢？这位石奢石丞相的做法是：放了老爸，但把自己抓起来；同时派人代他向楚王汇报，自我检讨，说自己不忠不孝，罪该万死。楚王呢，自然是放他一马，说：“你追了犯人，但没追上，不该判罪，你就干你的正事吧。”没想到这石奢回复楚王说：“不隐藏自己父亲的过失，不是孝子；不遵奉君王的法律，不是忠臣。大王您赦免了我的罪责，那是主上的恩惠；但我甘愿伏法而死，是做臣子的职责。”最后他竟然不接受楚王的命令，自己抹脖子自杀了。
李离的故事，跟石奢颇为相似。说这位李先生，是晋文公时代负责司法刑狱的长官。因为误听传闻而错杀了人犯，就把自己抓起来，要判死刑。晋文公得知后，说：“官有贵贱，罚有轻重。下属有过错，不能算是你的罪责。”李离却说：“为臣我是一众司法官员的领导，但并没有让位给下属；工资也很高，但并没有跟下属分享奖金。现在因为误听传闻而错杀人犯，却要把罪责推给下属，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。”坚决不接受晋文公的命令。晋文公不高兴了，反问李离：“你既然认为自己有罪，那寡人我是不是也有罪啊？”李离呢，典型的一根筋，说：“理有法，失刑则刑，失死则死。文公您因为臣下我能听微决疑，所以让我做司法刑狱长官。现在误听传闻错杀人犯，罪就该死。”最终还是不接受晋文公的命令，伏剑自杀。
因为《循吏列传》的石奢传和李离传两部分，重点都不在石、李二人的政绩，而是写他们面对两难处境时的选择，所以后代就有学者认为，这两位算不得循吏。像明代的陈仁锡，就说石奢、李离二人“未见为循吏”，也就是没看出来他们二位像是循吏。
那么，在入选人数极为有限的篇幅里，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石奢和李离这两位似乎跟“奉职循理”主题有点遥远的官吏选进来呢？
这就要说到《史记》最后的《太史公自序》里，有关《循吏列传》的解题了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，司马迁是这样写的：“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。作《循吏列传》第五十九。”这其中的“奉法循理”，在《循吏列传》的公仪休传里出现过，跟前面引用过的“奉职循理”是同样的意思；“不伐功矜能”，意思是不以自己有功、有能力而骄傲。而其中跟我们读到的《循吏列传》画风最不合的，是“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”这八个字，它消极地刻画出循吏的一般特征，是他们在百姓口中并不被称颂，但是也没有犯什么过错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把《循吏列传》的正文，跟《太史公自序》的这一解题结合起来读，其中的意蕴，就颇耐人寻味了。
一面在说循吏可以是“百姓无称”，另一面却把被列入循吏代表的子产，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，死了，引来成年人嚎啕大哭，老人像小孩似的啼哭的悲怆场面，刻画得入木三分，甚至还直接引用了当时人的话：“子产去我死乎！民将安归？”意思就是：子产真的离开我们死了吗！老百姓还有谁可以依靠啊？
一面在说循吏应该是“亦无过行”，另一面却特意写了一位有“过行”的司法刑狱高官李离，因为误听传闻错杀人犯，为追求公正，把自己抓了起来，判了死刑，即使有晋文公宽解，依旧不接受君命，而持剑自杀。
《循吏列传》用这种不循常理的写法，尤其是写循吏们对于为官底线的极端重视，底线在他们的眼里甚至高于生命，以此来凸显忠于职守、依循常理的官员难能可贵，应该说是司马迁精心安排的结果，而绝不是选择的不当。
因此就要提到一个历来有不少人已经指出的《循吏列传》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就是那里面 作为循吏代表的，都是春秋时期的官员，司马迁身处的汉朝，是一个官员都没有入选的。与此相应，在《史记》七十列传中， 还有一篇《酷吏列传》，那里面写的，却都是汉朝的官员。因此就有人推测，太史公之所以在《循吏列传》和《酷吏列传》里有这样的选择，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，对自己身处的汉武帝时期的官员和官场政治，作鞭辟入里的批判。果真如此吗？我们之后讲《酷吏列传》时再讨论。
（摘自《众生：〈史记〉的列传》，为便阅读，注释从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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